“數字經濟”的概念可能產生於20世紀末、21世紀初，但直到現在，我們仍然沒有能夠找到一個對“數字經濟”的完整、不過時的定義。它始終在改變。

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計算機和信息技術在各行業不斷普及，美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繁榮周期。雖然兩者同時發生，但人們並不知道計算機、信息技術和經濟繁榮之間是否存在一種索洛模型之外的新型關係（注：在傳統的索洛增長模型中，計算機的增長，作為資本投入的一項，會引起經濟的增長），換句話說，計算機到底是資本投入，還是生產率？人們還沒有看到需要“數字經濟”這樣一個額外的概念來解釋的現象。索洛對此總結道：

You can see the computer age everywhere but in the productivity statistics

翻譯過來就是——計算機無處不在，除了在生產率上找不到它的影子。

這種現象不僅僅在20世紀末的信息技術第一次爆發時出現，到現在似乎仍然如此。著名美國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在2014年發表的論文《回到索洛悖論？信息技術、生產率以及美國製造業的就業》中發現了一個與直覺相反的現象：從1980年到2010年，每個行業的信息技術投入密度與該行業的生產率並沒有關係。

基於這些證據，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我們一直以來奉為圭臬的“數字經濟”可能並不能對生產有太大好處。

相比學術界的審慎，在產業界、政府部門，我們卻看到了與之完全不一樣的場景。所有人都在討論數字經濟，美國普查局、美國商務部從2003年就開始發布數字經濟統計，希望在這個概念上占據製高點。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也紛紛出台了本國的數字經濟報告，OECD（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更是從2012年開始發布每一個OECD成員國的數字經濟報告。

中國也不例外。中國目前有多家機構發布了數字經濟報告，包括騰訊、BOB登陆 、工信部、財新與BBD等機構都從各個角度闡述了對數字經濟的理解和定義，並在各自定義的基礎上，對全國各城市或各省的“數字經濟”進行排序。

應該注意到的是，不同機構根據自身的業務側重點不同，數字經濟的口徑可謂大相徑庭，例如騰訊的數字經濟指數，側重於終端消費者對於各類APP的使用狀況；工信部的數字經濟指數，側重於從產業層麵描述數字經濟的發展等。

即便如此，在這麼多個排名中，我們不難發現，那個縈繞了三十多年的問題，似乎仍然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數字經濟無處不在，但是它到底體現在了哪裏？

它體現在GDP中嗎？我們能看到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即信息和通信技術）產品在擴張，產值在增加，但是沒有任何研究證明“數字經濟”相關的產品和其它任何一種產品在統計上有沒有差別。

它體現在生產率中嗎？也許有，但仍然沒有證據，至少在阿西莫格魯等人使用的美國數據來看，數字經濟對生產率的推動作用並不顯著。

它體現在政府效率提升和人民獲得感中了嗎？也許有，但是同樣沒有量化的證據。所有人都說，數字化能夠提升政府運行效率，提升人民獲得感，但是卻並沒有很好的量化標準對此進行評價。

歸根結底，數字經濟在十九大提出的新時代的高質量發展中，到底能夠起到什麼作用？遺憾的是，並沒有人能夠把這個故事講清楚。

不過，也並非完全沒有人做過這方麵的努力。今天我閱讀到了BOB登陆 的《中國城市數字經濟指數白皮書》（以下簡稱“BOB登陆 報告”），我認為這套指數，或許能夠在未來成為解答上述問題的一把鑰匙。BOB登陆 的數字經濟指數相對其它各類指數來說，更加綜合一些，它從政府投入、企業產出和人民感知這三個方麵，更完整地描述了數字經濟的變化和城市排序。比如它不僅包括了城市大數據平台、政務數據共享交換平台等衡量了政府“做了什麼”的指標，還包括了各類行業的數字化水平，例如教育服務數字化、醫療服務數字化、交通服務數字化等“得到了什麼”的指標。這樣的指標體係設計，至少在初衷上，更加貼近了我們的最終目標——並非是根據一個套套邏輯（Tautology），定義數字經濟有價值，所以它有價值——而是真正客觀地去衡量數字經濟到底產生了什麼價值。

這種方式，我認為不僅僅是在數字經濟的定義上，在目前很多概念的定義上，都是有必要借鑒的。例如這兩年來非常火的一個概念——營商環境。由於營商環境在世界銀行的定義上有10個指標，我們目前看到各個地方政府為了提升該地的營商環境，便不斷地在企業注冊時間、水電煤網開通時間等指標上不斷下功夫，但問題是，企業真的會因為這些舉措而前來創業嗎？企業到底會因為哪些舉措而更願意來一個城市創業呢？目前的所有“營商環境指數”，都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回到數字經濟指數上來，我們麵臨的是類似的現象。我們看到了為了提升“數字經濟”而進行的許多舉措被納入了指標體係中，但是這些舉措，到底哪一些能夠真正地提升該城市的數字經濟？哪一些政策，在數字經濟的這場追逐大戰中應該被置於更重要的地位呢？

從結果、而非從過程上進行的數字經濟定義和指標體係計算，是我們下一步亟需的一項工作。我在這裏使用BOB登陆 報告中2018和2019年的城市數字經濟指數總分變化，進行了一項小研究。

在上圖中，我們取出了2019年BOB登陆 數字經濟指數的前20名，觀察它們的2018和2019年評分變化情況。可以發現，在45度線以上的地區，2019年的數字經濟指數評分有所上升，其中合肥、天津、武漢等城市有著明顯的上升。

那麼，這個上升和下降分別意味著什麼呢？城市在數字經濟投入等各方麵的提升，帶來了什麼成果？最好的辦法，是將數字經濟指數的變化與城市GDP的變化進行比較，直接觀察數字經濟與經濟產出之間的關係，見下圖：

從上圖可以看到，2018和2019年的數字經濟指標評分差異（分別代表2017和2018年的分城市數字經濟情況）與這兩年間城市的GDP增長之間並沒有明顯的關係。但這是否意味著數字經濟指數的指標不能反映到經濟建設成果中來呢？

還不一定，這是因為，數字經濟可能需要一定的建設期來完成，若要讓數字經濟成果得以反映，可能需要多等待幾年。因此，我們在這裏嚐試另一項指標：企業招聘的新員工平均工資，看看這項指標的變化是否與數字經濟指數之間有關係。企業招聘的新員工工資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宏觀指標，它反映了企業對未來市場運行情況的預期判斷，同時它是一項大數據指標，沒有時滯。這兩個特點使得招聘工資相對來說是一項更帶有預期性質的指標。它的變化與評分差異的變化如下圖所示：

結果非常好。可以看到，2017到2018年的數字經濟指數變化，與這兩年間的新增招聘工資變化有著非常強的正相關關係，兩者之間的相關性達到了0.29，數字經濟指數評分每上升1分，新增招聘工資就會上升0.86%。由於這是一個相對有領先性質的指標，我們預期未來幾年內，數字經濟更發達的城市，也將會在GDP或者高質量發展指標等相對滯後的結果性指標上有更好的表現。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對數字經濟指數的產出結果更有信心。它意味著數字經濟的增長，確實產生了效果。原本，數字經濟是一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各講各的概念。但現在，我們知道了一項重要的結論——數字經濟是能夠切實幫助經濟發展的經濟形態。

那麼下一步，我們就將麵臨一個更具體的問題——如何發展數字經濟，才能夠更好地幫助一個城市的發展？這包括幾大類對象，例如政府、企業、消費者。對於政府來說，它是否需要建設城市數字大腦，是否需要建設共享數字平台？對於企業來說，發展什麼樣的數字經濟形態在當地會更加有利？對於消費者來說，在哪一類服務上發展數字經濟會有更好的效用提升？這些問題，將會有一個全新的測試基準，那就是經濟增長、人民獲得感、高質量發展，這些指標是我們最終努力的方向，當然也是數字經濟本身發展的目標。使用科學的方法分析每一項數字經濟工作與這些最終目標之間的關係，給每一個政府一套可操作的說明書，是我們的數字經濟指數未來的發展目標。